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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山禅师:念个什么经?叫我遇见佛祖,一棒子打死去喂狗

文章附图

“释迦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老僧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

——德山宣鉴禅师语录

在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宗派,它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禅宗。禅宗这个宗派是完全中国化了的,它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的宗派,故而在千百年来薪火相传。

但是,禅宗的祖师们却与我们印象中的高僧很不同,这些人不仅不主张念佛、读经,甚至还“呵佛骂祖”以致于“棍棒交加”,比如本章要介绍的这位德山宣鉴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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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打喂狗,遇佛杀佛

“和尚骂人”这件事情,在今天恐怕要成为社会新闻了,但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和尚不仅会骂人,还会打人。

他们不仅骂出家的僧众,还骂天骂地甚至呵佛骂祖,临济义玄禅师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临济宗的门风峻烈,号称“棒喝齐施”,自马祖呵佛、丹霞烧佛、黄檗举棒以来,到了义玄大师这里达到了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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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佛门是“杀声一片”,比如临济义玄禅师,骂佛是“刮屎的竹片”、骂菩萨是“桩上的驴”、骂阿罗汉是“厕所污秽”等等,总而言之把佛法僧三宝都骂了一个遍。即便是如此,他还是觉着不过瘾,叫嚣“逢着便杀,遇佛杀佛,遇祖杀祖、遇阿罗汉杀阿罗汉”,可谓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奇闻。

当然,临济义玄大师有一套专门的“呵斥”与“接待”方法,总结起来就是“四料拣”、“四喝”、“四照用”、“四宾主”等。而与义玄大师同时代的德山宣鉴大师,则更是将“棒杀”发挥到了**,他最**的话便是——“将佛祖棒杀了喂狗,还一个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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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此时的中国禅宗普遍存在“呵佛骂祖”的现象,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异彩纷呈的时刻,也是思想史上的**次彻底的叛逆与大解放。其背后不仅蕴含着深刻的佛教义理,还与那个动荡的时刻有着深刻的联系。

即心即佛,不向外求

中国禅宗的源头在达摩大师,但南禅的源头在六祖惠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东山法门”。南怀瑾先生写了一部《南禅七日》,为什么要称之为“南禅”,事实上就是北方神秀禅系在惠能横空出世之后不传,南方的东山法门一系统一了整个禅宗,而禅宗随后又风靡大江南北。

达摩自西而来,对中国佛教界来说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禅宗虽然此时还未成为主流,但达摩禅的“壁观”法门,为后世的禅宗奠定了基础。六祖惠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佛偈,彻底将“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推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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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横空出世,“平常心是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的思想被彻彻底底地提了出来,“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成为了禅宗僧众的共识。禅宗一开始便是“不拜佛、不诵经”的,早期禅宗的寺庙是不立佛像的,因为“一切向内求”

传统的“戒定慧”三学,在从马祖道一开始便被逐渐打破,而临济义玄与德山宣鉴更是直接向其提出了挑战,这是中国佛教界最为叛逆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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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比喻的话,笔者愿意将其比作是西方的尼采,即“重估一切价值”成为了核心理念。德山宣鉴与临济义玄大师,将佛教徒的视线从高高在上的佛的身上,重新拉回到了人的身上。

“灵山自在汝心头”,风驰电掣的禅宗从临济禅与德山禅开始,便彻底地打破了隋唐以前的佛教在义理上下功夫的传统,将精力放到了实践中。同时,“自心本净,佛由心作”的口号,使得当时的僧众自信不已,从此以后,人人才确信自己也能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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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锋峻烈、棒喝杀伐的德山宣鉴与临济义玄,看似是那个时代最叛逆的弄潮儿,然而,他们身上的伤痛是无人能够知晓的。那种旷远的悲痛与彻骨的无奈,是现在的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在当时发生了一次大事件——会昌法难。

癫狂如斯,心如明镜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重大的毁佛事件,佛教界将其称之为“法难”,而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唐朝的武帝时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会昌法难”(正史称为“会昌毁佛”)。唐武帝在位6年,便毁佛6年,从公元84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846年,大大小小的毁佛事件层出不穷。

临济义玄禅师在公元867年圆寂,他是经历了会昌法难的,而德山宣鉴禅师在公元865年圆寂,他也经历了会昌法难。

会昌法难的高潮是公元845年,唐武宗在这一年的4月诏令天下,彻底清查僧尼以及寺产,5月开始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毁佛。毁坏伽蓝、寺院,遣散奴仆、收回院产,勒令僧尼还俗、回收金银铜铁佛像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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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毁佛的成绩相当显著,“(回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寺庙杂役五十万人。金银收归国库充公,佛像铁器熔铸为农具、兵器,不计其数”。当然,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一路下降而动乱不断,唐武宗从佛教身上打主意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佛教僧众来说,这无疑是“末法时代”的象征,在“会昌法难”之前,佛教(尤其是禅宗)就已经面临了相当严重的生存问题。故而,百丈怀海禅师才创立了“丛林制度”,为的就是在世俗与佛教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到了会昌时期,佛教再一次面临了生存危机,这一次不仅仅是禅宗,而是整个北传佛教。临济宗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而德山宣鉴禅师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到处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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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佛教要毁了,那倒不如我自己毁给你看!”故而,在那个时代的禅宗宗师们,宗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癫狂,呵佛骂祖、棒喝杀佛、鄙视经藏、不立佛像等等,都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伤痛,都不过是无声的反抗。

魏晋时期也极为动荡,故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读书人,不得不以狷狂的姿态立于世间。而中晚唐时期佛教遭遇的浩劫,使得佛教巨子们不得不以癫狂的姿态进行反抗,“遇佛杀佛,遇祖杀祖”、“棒杀佛祖,拿了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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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大德们心如明镜,然而,时代注定了他们无能为力。在大师们癫狂的背影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禅宗的伟大,更能够体味到悲凉现实中不甘命运的抗争,那一丝丝的倔强是人间的大自由与大解放。

千载悠悠,时过境迁,大师之狂不可学,大师之德不可忘。“凡有所,皆是虚妄;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平常心是道,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