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高僧翻译大乘典籍，大量采用道家概念，引发北传佛教首次危机
支娄迦谶的生平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本文不再将精力放在他的介绍上，而是以更为宏大的视角去看待汉末至两晋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  01.道安的“正本清源” 中国佛教真正意义上的开山祖师，其实可以被认定为道安大师，理由是他开始有了自觉的独立意识。佛教从两汉传入中土之后的200多年间，一直以来都是以“依附”的状态生存的，直到活跃在两晋时期的道安大师这里，它才开始逐渐摆脱对中国本土的道家、方术、神仙术以及民间信仰的依附，真真正正地呈现了它本来的面目。 道安大师作为佛教传入近300年内的**个集大成者，他借助着“般若学”将佛教推向了一个高峰，弟子庐山慧远大师更是继承了他的遗志，一生致力于调和三家的矛盾以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道安大师是一位有着超高的前瞻性的高僧，他不仅首先提出了“佛教的独立性”这一重要的命题，而且还率先喊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不立”的口号，千年以来的北传佛教发展史证明了他的正确性。 道安大师前半山活跃在襄阳一带，但当时仰慕他的人非常多，最为**的就是前秦的皇帝苻坚。苻坚在攻打襄阳的时候如此说道：“朕以十万攻克襄阳，为得道安一人而已。”由此可见，道安大师在当时的名气有多么大，事实上，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群僧之首”。我们现在知道所有的出家僧人都姓“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道安大师提出来的，后来在译出的佛经中得到了证明，他也因此被称为“手印菩萨”。 那么，两晋时期的道安大师，与汉末的支娄迦谶有什么联系呢？这其实与支娄迦谶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道安大师在他之后开展了一场佛教界的“正本清源”的运动，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安世高与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 这两个人翻译的佛经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也由于时代的原因，有着相当明显的缺陷。安世高翻译的佛经大都是一卷、两卷的“小部头”，而且大量的词汇采用了道家的说法，而支娄迦谶更是在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发明了一种叫作“格义法”的技巧。 什么叫做“格义法”？简单地来说，就是以现有的词汇和概念去比对梵文，比如在支娄迦谶的译作中，“真如”这个词被翻译为了“本无”、“无我”被翻译成了“非十”等等，“本无”、“非十”这些词汇都是道家的说法，这在后来造成了佛教理论的极度混杂。还有一点是，支娄迦谶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糅杂了相当多的民间方术、鬼神信仰的思想，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佛教理念相违背的。同时，由于当时的翻译没有文本可以对照，于是大量的梵语音被保存了下来，导致早期的佛经相当难读懂。 道安大师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出了**的“五失本，三不译”的原则，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的鸠摩罗什以及玄奘。当然，道安大师翻译理论的提出，除了他本人高深的学问之外，事实上与两晋前后佛教遇到的**次大危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危机的根本其实就在于翻译。  02.翻译引发的大危机 我们一般认为佛教的**次大危机，是在道安的弟子庐山慧远时期，因为当时发生了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保守的王公大臣以儒家的观点来抨击佛教——“身不服先王之服，口不称先王之言，辞亲出家断绝子嗣，目无祖宗不拜君王”，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但最终在庐山慧远以及后来的诸多的高僧的努力下，成功地将“危”转变为“机”，道安大师提出的“中国化”路线部分转变为了现实，佛教借此广泛地传播了下去。 但事实上，两晋南北朝之前，佛教的危机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只不过它没有危机到生存，而是危及到了自身的独立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断，笔者将为大家阐述一下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我们以全新的大历史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土的？很多人或许会脱口而出——汉明帝金人入梦，的确，汉明帝是佛教的真正引入者，但背后的原因却相当复杂。
 那么，这与佛教在汉末至两晋出现的大危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梳理一下它的传播历史，很快各位便能清楚地知道原因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借鸡生蛋”的故事。 佛教最初传入中土依靠的是外来僧侣的力量，这些人来到汉朝以后地位并不高，没有什么实际的号召力，而当时汉地信奉佛教的人又少得可怜，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翻译带来的梵本佛经，进行弘法活动，但是，这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佛教的理论对于汉朝人来说过于陌生，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它到底要阐述什么。于是，翻译佛经的僧侣们便想到了一个方法——格义法，即以人们熟悉的、原有的概念和词汇，去对比梵文的词汇，这就形成了上面说的“真如”译成“本无”的现象。 还有一点，当时神仙方术、鬼神养生这些思想相当流行，高僧们出于传播的考量，也与当时的民众达成了妥协——暂时性地承认佛教与鬼神有关，但实际上我们都清楚，佛教教义的本质还是无神论的，或者说这些不是重点。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就会发现汉末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其实是借由两条途径去弘法的。
汤用彤先生在评价这段时期的佛教说道：“他们是明智的，但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丧失了佛教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由此，这便引发了汉末佛教的**次危机，在逐渐模糊的边界中，不仅是一般的百姓难以分清佛道的界限，就连后来的僧侣也无法明了真正的佛教教义，这使得佛教的发展相当缓慢。  03.道安的“五失本，三不译” 事实上，**次发现这个危机的人并不是道安，而是曹魏时期白马寺出家的朱士行，他为了求取《道行般若经》的完备本，成为了**位西行求法的汉族僧侣，同时他也是**位受戒的汉族僧侣。 朱士行在洛阳白马寺研读佛经的时候，发现支娄迦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过于简单，而且很多地方都说不通，于是便前往于阗（近新疆境内）去求取《大般若经》的梵本，后来被译成了《放光般若经》。但朱士行并未回到中土，而是客死在于阗这个地方，他的影响力并未撼动整个汉末佛教。 直到道安大师横空出世之后，才系统性地对当时的佛经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并且为很多佛经做了“序”，为佛经做“序”这件事情就是从道安开始的。道安大师在翻阅了大量的经藏之后，发现之前的译师有很大的疏漏，于是他便提出要放弃“格义”，重新创造出新的译经方法。当时有不少的僧人反对他，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僧光，他是保守一派的僧侣。 “先旧格义，于理多违”，道安说，“之前的格义法译出的佛经，很多地方和佛理相违背。” “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僧光就反驳他，“哎呀，你还是好好读经吧，哪里有这么多口舌是非”，当然，这也怪不得他，因为佛教当时在中土已经存在了200多年了。
道安大师有着广博的胸襟和气魄，他由此将佛教译经事业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历史上首个官方译场就是他主持成立的，从此以后佛经从“私译”转变为了“官译”，这可谓是开创一代先河。  道安大师提出了“五失本，三不译”的准则，不仅直接影响了其译经团队译出的100多卷经典，还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翻译家。 五失本，指的是译经过程中的五种错误观点，道安认为这些会有违佛佛理。
他认为这些做法都会“失本”，因此提出了“实录、直译”的核心观点，既反对支娄迦谶等人的过度省简，又反对支谦等人崇尚华丽文辞的“直译”，同时继承了宗彦等人的翻译思想，提出了“三不译”原则，这后来到玄奘那里发展成了“五不翻”原则。
这里的“不易”，指的实际上是矛盾，即俗与雅、圣与愚、古与今，道安大师认为这些地方必须要格外地注意。到了道安大师这里，佛经的翻译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进步，佛教也开始逐渐地摆脱民间方术以及鬼神信仰的固有印象，但它要彻底地与道家离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4.支娄迦谶的功绩 那么，既然安世高以及支娄迦谶的翻译事业引发了这样的危机，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对佛教完全没有贡献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评价人物，在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所处的年代，这两位高僧毫无疑问是相当伟大的。支娄迦谶可以被看做是安世高的接班人，虽然他们在译经的内容上完全相反，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小乘，而后者则是清一色的大乘。 但支娄迦谶的功绩在于，他创造了很多**，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成绩。比如，他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影响巨大，在魏晋时期直接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显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般舟三昧经》将弥陀信仰介绍到了中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庐山慧远，深远地影响了净土宗的建立与成长。“般舟三昧”，指的是一种以七天、二十一天、四十九天为周期，不坐不卧、不眠不休、经行念佛的法门，证得境界后便能够见到十方诸佛立于现前。 同时，《首楞严三昧经》提倡的“调伏勇健、自在随意”，对后世的禅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还确认了文殊菩萨“法王子”的地位，这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文殊信仰。其他的比如《阿阇世王经》，则率先提出了“忏悔”的法门，这对佛教的仪轨以及忏悔分支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有《阿閦佛国经》，率先提出了“东方妙喜世界”的他方净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净土学说。《佛说兜沙经》，是早期的“阿含类”的经典，阐明了佛教的世界观，给当时的人们带来震撼。 当然，这些还只是支娄迦谶显现在外的功绩，他**的功绩是在佛教初传时期，解决了人手不足、地位不高、信众不广的问题。虽然，他的解决方法带来了一定的“后遗症”，但在当时的大历史背景下，这毫无疑问是**解。吕澂、汤用彤、梁启超、任继愈等佛教研究者，都肯定了他的功绩，并且赞叹了他的智慧。在汉末那样动荡纷繁的时代背景下，能够让毫无后台的佛教存活下来，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是无数高僧们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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