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是佛教的一门学问，源于印度。后来唐三藏法师历经千难万险，从印度取得不少唯识经论。回国后，唐三藏法师系统的翻译了这些经论，后来逐渐形成佛教一个宗派，称为唯识宗，也被称为慈恩宗或者瑜伽宗。
然而，由于这门学问太过于繁杂，不符合国人好简的习惯，没传多久就基本消亡。后来像明朝的大儒王夫之，想好好研究这门学问时，苦于大量典籍失传，很多关键地方只能靠自己去琢磨。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学者发现王夫之对于唯识的理解，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错误，很是可惜。当然，这并不是王夫之的错，在那个众多典籍失传的年代，能有王夫之那样的成就已经相当不易。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虽然这门学问长久晦暗于历史的长河中，国人最后到底没有彻底忘记这门学问。到了近代，唯识学再一次大放异彩，一时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
近代的很多大佬，像梁漱溟、熊十力、章太炎、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澄等，众多知识分子忽然不约而同的开始研究唯识，也算是文化史上的一件稀罕事。
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形成了三股研究唯识的力量。一个是以欧阳竟无为领导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一个是太虚大师创办的世界佛学苑之下的武昌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还有一个则是北京这边的，以韩清净领导的北京三时学会为中心。
当然，当时北京大学哲学院那里的一众师生中，也有研究唯识的。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主任汤用彤，本人就对佛学有相当造诣，所以对于唯识的研究也是相当支持。
那么在当时，为什么唯识学会再一次成为热潮？究其原因，一个是很多失传的典籍在日本被发现，于是大量的被带回国内，其中包括像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这样的重要典籍。
而杨文会先生在当时专门成立了金陵刻经处，一时众多原本已经失传的唯识典籍，再次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开来。于是，很多人重新开始研习唯识这门学问。
第二个原因，个人认为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西文化的激荡。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学问逐步开始压制国学，大有废国学而专崇西学的趋势。很多传统知识分子对此很是忧心。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西方哲学为科学之母，如果能寻找到与西方哲学一较高下的武器，国学战线便不至于彻底失守。很多人开始研究如何打破这一困局，想来想去，能够在逻辑与思辨上可以与西方哲学相抗衡的只有唯识。
儒学和道家学问都缺乏理论上的严谨性。例如，一个“率性之谓道”的“性”字，可以讲出各种版本出来，而且貌似大家都有道理，这种现象在西方哲学那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西方哲学，逻辑严密，系统分明，不允许有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唯识学在这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可惜由于这门学问太深奥，一般人根本看不下去。太虚大师曾专门讨论唯识与科学的关系，甚至尝试用唯识去解释西方的进化论。
当然，唯识到底能不能最终大放异彩，并不是这篇文章讨论的话题，本文只是略微介绍一下唯识在近代的基本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学习，不管是出于研究学问还是个人的实证，都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