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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古籍善本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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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古籍善本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书籍是人类知识保存与传播的载体。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创制了各种材质、形式和装帧的书籍,从甲骨、竹简、木简到绢帛、纸书,源远流长而**特色,体现并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和精神。甲骨、竹简、木简及绢帛书等早期书籍,由于年代久远、留存不多,早已是珍藏于金柜密室中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纸书则不同,因其是古代中国主要的书籍形式而尚有大量遗存。这些古代书籍,虽大致有一个相似的外在形制,但因为刻印的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刊刻者不同、内容不同而又往往各具特色,每一部都是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特别是古籍中的善本,又因为历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承,在历代收藏者之间辗转流传,留下许多独特的印记。每一部古籍善本,都有一段别样的精彩历史,无不映射着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每一次翻检古籍善本,都是一次感知、认识传统文化的过程。

首先,古籍善本中的文字,不仅是记录各种知识的载体,还是汉字书法艺术的宝库。自宋代开始,雕版印刷技术渐趋成熟,书籍刊刻出版也走向规模化。但是,因时代风尚不同、刻字书风有别,最后印出的书籍字体也风格各异。可以说,每部善本,就是一部独特而精美的书法作品集。比如宋代浙本,不论是国子监等官刻,还是家刻、坊刻,多用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欧体字;而宋代的建本、蜀本,则多用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颜体字。到了元代,浙本多用宋元之际大书法家赵孟頫的赵体字,建本还是颜体字。即使是采用同一书法家的字体,也往往各具特点。宋建本的颜体字大致出于颜真卿的《多宝塔》,宋蜀本的颜体字则是撇捺都长而尖利,又带有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柳体字的特点;元代建本的颜体相较于宋建本,则要略廋而圆劲。明初的赵体字也和元代的赵体字不同,融入了柳公权柳体的笔法。明代中期如嘉靖本的欧体字,也和宋代浙本的欧体字不同,而是方板整齐,趋向规范化。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又兴起方体字,一种在欧体字基础上产生的,横细竖粗、横平竖直、方板整齐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后世称“方体字”或“宋体字”。方体字又有扁方体字、长方体字之分。在方体字流行之时,又有所谓的写刻字体——如宋明人刻法帖的晋唐小楷。

此外,每一部善本中的书名、序跋以及题诗题词等,又往往使用与正文不一样的书写形式,例如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等,也无不是精美的书法艺术。所以,翻检、浏览一部一部古籍善本,就是在欣赏各种风格的书法艺术,在千变万化的书写中,感受汉字的优美与婀娜。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册《唐女郎鱼玄机诗》,卷尾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的牌记,说明是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的刻本。翻开诗集,可见其刻印刀法精到,墨色晶莹,欧体书写风格。陈宅书籍铺的主人陈起,字宗之,自称陈道人,工诗善吟,与士大夫诗酒往还,**当世。因将对鱼玄机的理解和同情寓于书中,因此镌刻秀丽工整,刻印俱精,为陈家坊本中的代表作。翻检这本陈宅书籍铺的《唐女郎鱼玄机诗》,就如同面对一件精美的书法艺术册页。同时,由于此书为历代收藏家所宝惜,书前书后,又多有题跋、题诗、题词。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历代题跋、题诗、题词就多达十三页,书风各异但都是书法精品。

其次,古籍善本中的牌记,不仅体现着古籍的形式美,还蕴藏着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书籍刊刻出版,大致可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方式,无论哪一种方式,刊刻者都会在书籍上留下相关信息,或者在版心标注,或者在序跋中说明。最为典型的方式,就是在序目后面或卷末空白处,刻印一个“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简明地标注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姓名、室名,甚至书坊字号、堂号、版本特点以及刊刻经过等相关信息。比如宋本《文选五臣注》上的牌记刻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宋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上的牌记刻有“世綵廖氏刻梓家塾”。书中的牌记,最初以简单的方框与正文区别开来,后来形态逐渐丰富。牌记自宋至清,从简单到繁复、从占据一行半行到半个页面,逐渐从一个简单的标识转化为书籍的内封面,最后又脱离内封面,复归简单形态。

牌记是许多古籍善本的独特印记,在这些牌记的背后,是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那些刊刻者和他们的书坊或书铺、书棚以及他们刻书、印书的经历,往往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耕读精神。例如,对知识的敬畏,对理想的执著,以及勤劳、担当等美好品行。明代**出版家、藏书家毛晋,是中国历代许许多多书籍刻印者中的一个,就体现了这样的耕读精神。毛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8),三十岁左右开始藏书、刻书,至去世之前,前后将近四十年,刻书众多,所刻书板逾10万片,经史、词曲、小说、笔记无所不包。其藏书楼名“汲古阁”,隐含了毛晋急切追求、集藏、刊刻古籍善本的心志。毛氏刊刻古籍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刊刻极为谨慎细致、精益求精。每刻一书,必慎选底本,毛晋本人既是著述家,又是鉴赏家和版本学家,所刻之书必为宋版元刊,珍善秘帙,且经过亲手校雠和题评,达到“无憾于心”,才肯付梓。为提高刻书质量,毛晋常常亲自撰写题跋,考镜源流,辨別真伪,提要钩玄,为读者指点门径。这样的题跋累计达249篇之多,后毛晋选取其中的125篇汇成《隐湖题跋》一书。为了收藏古籍、刊刻古籍,毛晋耗费巨大。仅《十三经注疏》和《十七史》两部书的耗银就达15480两。毛家有祖田数千亩,收益大多用于藏书和刻书。明末清初,战火仍频,经济萧条,毛晋一次就卖掉祖田300亩。后来经费越来越紧张,数千亩田产几乎出卖殆尽。毛晋以其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耕读世家,以田养书”的传统耕读精神。可以说,毛晋是中国古代无数有担当的文化守望者的典型代表,有赖于他们的收藏、刊刻,“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中华传统文化才得以递传不绝,民族的精神血脉才得以生生不息。

最后,古籍善本中的藏书印章,不仅是古籍善本历代流传的印记,还体现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惜书、读书传统,以及敬重与尊奉知识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有官方的藏书机构,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就有“三坟”“五典”。《尚书•顾命》记载,文王登基,在陈列的国宝中,就有《大训》《河图》等珍贵典籍,并设置了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府、史。秦统一六国,设立御史大夫一职,“在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藏书处则有明堂、石室、金柜等。至两汉,国家藏书则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温室、石室、东观、宣明、洪都等处;隋唐设秘书省掌图籍,藏书地则有弘文馆、史馆、崇文馆、集贤殿书院等;两宋也以秘书省掌图书,藏书地则有崇文院、秘阁等;元朝则有秘书监;明、清则有翰林院、文渊阁等处。而在民间,私人藏书家、藏书楼更是历代不绝,名家、名楼无数。《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收录历代藏书家2747人之多。所以,保存至今的古籍善本,许多都传承有序,这可在古籍善本上留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印章中看出一二。

这些印章,不仅颜色鲜洁,篆刻精美,都是上乘的篆刻艺术精品,而且每一枚印章的背后,都有一段关于这部善本的收藏历史,讲述着历代一个个爱书人求书、藏书、惜书、读书的美好故事,体现着中国敬重、尊奉知识的美好传统。比如南宋陈起陈宅书籍铺所刻《唐女郎鱼玄机诗》,传至明代,曾经为**藏书家朱承爵收藏,从朱承爵处散出后,又为明代项元汴递藏,今此本上就印有很多项元汴的藏印。至清代初年,此书又为何焯收藏,后归兰陵缪氏。至嘉庆,藏书家黄丕烈得此书。据说,当年一位书商有此书并要转卖,但要价很高,黄丕烈得知,为了得到此书,索性就在书商家门口等待,书商被他的诚意打动,便以较低的价格将书卖与他。黄丕烈号称“佞宋主人”,对宋版书非常痴迷,收藏《唐女郎鱼玄机诗》后,特将装帧形式改为黄丕烈式的蝴蝶装,即世人习称之“黄装”。在得到这部书后的第三天,黄丕烈的幼子出生,他觉得幼子与这部书有缘,就让幼子重新题写了书名,这就是现在这部书正文前的隶书大字。黄丕烈对此书极为看重,经常邀朋友赏玩。例如,曾邀**仕女画家余集赏玩此书,余集因此作“鱼玄机小像”,题“唐女道士鱼元机小影,秋堂为荛圃作”十数字,今附于书前。黄丕烈还先后两次邀请朋友雅集,赏书作诗。**次是嘉庆八年(1803),雅集邀请了十位文友,黄丕烈以“荛翁属题唐女郎鱼元机诗”十一字为韵,共成诗十一首。第二次是道光五年(1825),黄丕烈再雅集邀请了十二位文人,加上自己的儿子,共十四人,不限体韵,成诗二十八首。两次雅集所成诗,都被他附在了诗集的正文后。从黄丕烈处散出此书之后,又经徐渭仁、黄芳、袁克文等人收藏。从袁克文处散,归潘氏宝礼堂,潘氏捐献国家,现藏国家图书馆。书上累累的名家藏印,折射着中国源远流长的诗书传统。

流传至今的古籍善本,在外在形态上,还有许多特殊的形制,细微如一页书的鱼尾、边栏,单行、双行,纂图、批点之别等;大者如一部书的双栏本、三栏本,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套印本,评注本、批点本之别等,随书可见一个时代的人文风气、学术理路、思想流变、学风趣尚。可以说,古籍善本,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一部古籍善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标本、一部生动形象的简史。今天,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合理利用古籍善本,使其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