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学到书院——浅谈乐清古代教育的师德传承

韩愈在《师说》里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

又是一年的教师节，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及时钩沉乐清古代教育中的师长教书育人的往事，串联起千年古县里一脉相承的师德传承。

古之学者必有师

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如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和《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的《白鹿洞教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厚德载物为大志

梅溪书院的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然而，早在王十朋的诗中，就出现过“梅溪书院”之名，他在《和李花》诗小序中说“梅溪书院有李数株”，王十朋这里说的梅溪书院不在县城，而是在他的家乡左原梅溪村（后垟）。1143年秋天，32岁的王十朋因父丧在家守制，在大井南首建舍，辟馆授徒，此即梅溪学馆，也称梅溪书院。

王十朋在梅溪书院除讲授《春秋》《论语》等六经之外，每月有文章会评。王十朋求学、讲学主张读书人要把立志放在首位，要从小就立下厚德载道的终身大志，人若无志，一辈子随波逐流，他自己一生身体力行。王十朋重视道德的构建和人格的砥砺，跟学生相处如友人，师生道义相交，真诚相待。梅溪书院设有梅溪诗社，师生唱和，学风盛，学法活，名声远播，桃李争芳。梅溪书院内建有八斋(含会趣堂和小成室)。梅溪书院断断续续办了14年，生员除本州县外，还有从台州、安徽、山东等地慕名而来的学子，开创了乐清勤奋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

梅溪书院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有的中举人，有的中进士，远近闻名。

中行、克己、孝忱、诚信、守礼、戒矜等等，都是孔子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王十朋是很纯粹的儒者，他办学是要“振仲尼文教之鸣”，首在树人，要求学生做君子，走正道。他警诫学生，不能为了荣华富贵而置人格于不顾。他特别注重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就是“正”，为人要“中行”，为学要“正学”，为官要“正大立朝”。

清雍正四年（1726），一个叫唐传鉎的湖广人来任乐清县令。唐传鉎是乐清历史上的**县令，县志称其“勤敏廉能，百废俱举，有古循吏风”。他在乐清知县任内，浚东乡河兴修水利，捐俸一千二百余两修固城墙，特别是在振兴乐清文教方面做了许多好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改长春道院为梅溪书院和组织重刻《王忠文公文集》。

在唐传鉎改建梅溪书院之前，梅溪书院断断续续经历了宋代的乡村书院、明代的名人祠堂附设书院两个阶段，至此而进入第三个阶段，即规制完整的官办民助县级书院。虽然我们现在还找不到梅溪书院规制方面的原始文本（同治年间梅溪书院毁于太平军之手可能是造成资料阙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仍可凭借零星文献资料归纳出它的几个异于前梅溪书院的特点：以官办为主；建立了山长（乾隆后称院长，习惯上仍称山长）负责制。清代书院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官学的功能，在延请山长和招收生徒上都以科举为指向，梅溪书院亦不例外；书院的三大功能（讲学、藏书、祭祀）齐全。

梅溪书院在西塔山和箫台山之间落地生根，至咸丰十一年（1861），已历一百三十四年。

同治元年（1862），梅溪书院遭逢了一次大劫难。这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乐清县城，前后达七十多天。太平军“嫌旧城北隅枕山难守，因于太平巷横截中间增砌一城，尽毁巷北栋宇墙垣，取其木石以充是役，役夫三千人。七日而工竣”（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筑新城》小序）。太平天国信奉、宣扬拜上帝教，激烈反孔反儒，“见书籍案卷计帐，辄用以拭秽或毁裂而践踏之，甚则投之溷厕”（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秽书卷》小序），梅溪书院、校士馆被全毁，芝嶂书院前半被毁，学子们成了一群失巢之鸟。

同治三年（1864），湖南溆浦人舒时熤来任乐清县令，重建了被太平军毁坏的梅溪书院。徐德元在《重建梅溪书院记》中记载了舒时熤重建书院的经过：舒时熤一到乐清，即邀请地方士绅“问政之所宜先”，即什么是当务之急，大家说：“政莫大于教养。为今计，教尤宜急也。”舒时熤深以为是，请大家就书院院舍楹数、资饩之田亩数、租税每年收入、教学安排和重要的规章制度，详细条陈以闻。

在徐德元等地方热心人士的支持下，梅溪书院重建工程很快上马，不数月就顺利完工。

书院里的山长们

从雍正六年以后近一百八十年中，梅溪书院山长中可查到名字的有十三人，其中邑外人士六人。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而各有所长。

首任山长徐炯文，长于经学，著有《春秋韵语》《翔云经义》《梅溪王忠文公年谱》和诗集《翔云野啸》等，周长发称“其文光明磊落，绝类王梅溪”。唐传鉎遴选梅溪书院山长，“思得笃实之士，明经义以风多士”，地方人士纷纷推荐徐炯文。徐炯文初任梅溪书院山长时，尚未获岁贡（他是雍正十二年岁贡），以“行修经明”而获破格任用。在他担任山长期间，学子争来就学，施元孚即出其门。

曾在梅溪书院就读的高谊后来作《梅溪书院教学记》，他在记中说：“乐清书院之大者，以梅溪为最，其视大荆之应山、白象之金鳌，犹泰山之徂徕也。自清嘉庆以迄光绪之季，百余年间，其院山长聘自他县及邑人士，故皆一时之彦，有名于世，从游之士，院舍恒充塞。”

陈舜咨博学多能，诗赋外尤工书画，著有《茶话轩诗文集》《孤屿志》等,嘉庆二十四年（1820）任梅溪书院山长。林启亨《陈春堤先生小传》谓：“晚岁主讲梅溪书院，乐邑名士多在门下。后移席金鳌书院一年，馆象山一年，从游者皆极一时之选。”

张振夔工诗、书、画。道光四年，张振夔二十七岁时，与瑞安鲍作雨任道光《乐清县志》总修。此后曾任常山（今衢州市）县学训导、镇海县学教谕。同治三年舒时熤重建梅溪书院后，聘他为山长，同治五年（1866）病故于梅溪书院。

蔡保东是徐德元的弟子，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后，长期家居，以教书和著述终其一生。光绪《乐清县志》说他“文极高古短峭，习诗赋，精六朝绮靡之体，具四杰灵敏之才”，著有《梅阁诗文集》，诗集中收《梅阁诗草》和《长安游草》，另有骈体文《红楼梦后序》。

陈黻宸历任户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两广方言学堂监督、浙江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陈黻宸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清末民初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与陈虬、宋恕合称“东瓯三先生”，著作甚多。他在中举前后，曾两度任梅溪书院山长，亦曾掌教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杭州养正书塾。马叙伦、许德珩、冯友兰、金毓黻等**人士出其门下或受其影响。

这六位中，陈舜咨长于古文词诗；张振夔长于经学；蔡保东以文才名，而长于骈体；王旬宣以风节相砥砺；黄鼎瑞工诗；陈黻宸长于史。这六位山长中，陈黻宸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正如高谊所说：“户部自成进士，又尝两主京师大学讲席，监督两广方言学堂，出入数十载，所至皆与教俱。自京而粤而浙，门生弟子遍海内，尤多崛起为闻人。而传其学者，比陈、张、蔡、王、黄诸先生为广。”他的两长梅溪书院，对梅溪书院影响很大，梅溪书院因他而进入最后的辉煌时期，乐清“士习为之丕变”，即乐清知识分子开始了转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群在乐清出现了。